花園村“鳳凰涅槃” 探尋四十年變遷之路
花園村“鳳凰涅槃”
探尋四十年變遷之路
花園村已有近700年歷史，改革開放前是一個“有名”的窮山村，資源極度貧瘠，靠山吃不了山，連日常生活用水經常還得去隔壁村打。
1978年，花園村人均年收入僅為87元。1981年以來，在村黨委書記邵欽祥的帶領下，經過40年的創業拼搏，2020年，村民人均年收入達14.2萬元。
今天的花園村，村如其名，樓房整齊劃一，街道寬敞整潔、綠植環繞，天香灣花香四溢，吉祥湖碧波蕩漾。湖畔，99米高的雷迪森大世界酒店與已經矗立多年的88米高摩天輪遙相呼應，成為了村里的標志性建筑。
鄉村振興戰略20字方針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在這些方面，花園村都可圈可點。
2019年12月，浙江省政府批復同意《東陽市花園村鄉村振興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通過試點，力爭把花園村建成為鄉村文明與城市文明高度融合的實踐典范、鄉村未來社區的實踐典范、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實踐典范，為全省、全國鄉村振興提供經驗和樣板。
花園村是如何從浙中一個資源貧瘠、吃不飽飯、交通閉塞的小山村逆襲為今天的鄉村振興樣板村和美麗鄉村示范村？透過花園村40年發展脈絡不難看出，產業是主要因素之一，且因時因勢不斷轉型升級，注重綠色可持續發展，才獲得“鳳凰涅槃”。
資源貧瘠的小村莊
浙江省金華市東陽城區東南16公里左右，是花園村所在地。
今天，如果不翻開花園村的歷史，很難想象，這里曾是有名的窮山村。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花園村地處浙中山地，雖然四周都是山，可村莊就是11個不長茅草的小山頭，因地質結構原因，山上樹木稀少，連燒柴做飯都成問題，不得不去周邊山區砍柴。耕地也因為缺水，收成極差。
不能靠山吃山，又無水可靠，且連生活用水都成問題，碰上干旱年月，需去隔壁馬府村挑水。因打水之事，花園村人沒少受氣，時常遭白眼或惡作劇。
“村名花園不長花，草棚泥房窮人家，種田交租難糊口，擔鹽捉魚度生涯。”這首民歌曾是花園村的真實寫照，傳唱了很多年。
為了生計，花園人曾捉過泥鰍，解放前還販賣過食鹽。尤其是后者，風險極高，可以說是刀尖上舔血。
雪上加霜。1955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龍卷風，把整個花園村一掃而空，留下一片殘垣斷壁和支離破碎的瓦礫。一夜之間，村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
填飽肚子活下來，重建泥房，曾是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花園人為之努力奮斗的事情。
花園人能吃苦，異常勤奮，但終因資源太貧瘠，在傳統的農耕時代，只能艱難度日，吃了上頓愁下頓。
直到1978年，花園村村民人均年收入僅為87元。人均口糧只有240多斤，人均一天不到7兩，少得可憐。大部分時間，村民只能吃糠咽菜。年紀大點的花園人還記得，當年如果能有碗豬油飯，那就是打牙祭。
“好女不嫁花園村”，曾在當地普遍流傳，不知是外界對花園的嘲諷，還是花園人的自嘲。過去的很多年里，這里由于缺少水源，下點雨有望打點糧，天一旱就顆粒無收，村里年過30歲娶不上媳婦的小伙子比比皆是，而姑娘則未滿20就大多嫁出了村。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花園村仍然不通公路，也沒有電。
窮村辦廠潮
上世紀80年代初，改革開放的春風在神州大地吹拂，鄉鎮企業開始萌芽。
1981年，村里的能人邵欽祥和二哥邵欽培、村里老書記邵福星，各出資500元，創辦蠟燭作坊。他們未曾想到，幾個月后就把本金賺了回來。
在那個年代，500元相當于村里一個勞動力好幾年的收入。在土里刨食，日曬雨淋，不分晝夜，但收入微薄。兩相對比，很快，辦蠟燭廠賺了大錢的信息在村里炸開了鍋。
當年春節，村里家家戶戶都分到了“花園”牌蠟燭。搖曳多姿的燭光，讓花園人看到了希望。
“邵欽祥他們能辦作坊，我們是不是也能辦？邵欽祥是能人，我們比不上，虧了怎么辦？”……有一段時間，一些村民內心很糾結，既羨慕卻又不敢嘗試，畢竟投資不是個小數字，且他們長期都是從事農業生產，對辦廠的事一無所知。
漸漸地，一些膽大的在邵欽祥的鼓勵下，開始加入了創辦作坊的行列。
蠟燭作坊的成功給了邵欽祥信心，同年10月，他很快又牽頭辦起了村里真正意義上的工廠，即花園服裝廠。此后10年間，村里有了幾十家大大小小的作坊或工廠，通過開辦工廠，一部分村民腰包漸漸鼓了起來。
1986年，當時33歲的邵欽祥當選為村支部書記，此前，他已擔任過多年村干部，對村里情況特別了解，時常考慮村莊如何發展，走出困境。在和老支書邵福星搭班子期間，年輕的邵欽祥出過很多主意，辦成過當時村里曾想都不敢想的大事。
開辦企業幾年，邵欽祥走南闖北跑市場，賺了錢，見識也越來越廣。漸漸地，他發現小作坊、小企業在開拓市場等方面有很多不足，暴露出了很多問題。同時，他認為村里要富起來，還是需要大家擰成一股繩。
1991年，他以自己旗下的8家企業，聯合村里的46家戶辦聯辦企業成立了金華市首家村級工業公司，即花園工業公司。
工業公司成立后，多個行業齊頭并進，并以規模、質量優勢占據了市場博弈的主動權。當年，公司產值就達到了1000多萬元，上繳利稅100多萬元。
比起產值、利稅，更讓邵欽祥高興的是，不僅花園村村民實現了100%就業，還吸引了周邊和外來人員到花園村就業。
村里的泥腿子搞起高科技
花園工業公司不斷壯大，是守成還是進取？和其他鄉鎮企業一樣，花園工業公司走到了十字路口。
有人勸邵欽祥，已經很不錯了，錢也夠花了，可以歇歇享下福。但邵欽祥不這么想，他想的是“我是富了，村里還沒富”。
經過深思熟慮和多方論證，花園村制定了三大計劃。一是建一個新型工業區，改善投資環境；二是走出花園，開辟第二工業區；三是不失時機引進外資，發展外向型企業。
出臺上述三大計劃主要是基于三大問題，即花園發展什么？加快發展缺什么？今后發展靠什么？
以前村里發展企業沒有規劃，有空地就建，雜亂無章，配套自然也沒有。而新型工業區不僅要有廠房、綜合辦公樓，還要有食堂、綠化等配套。企業發展過程中，邵欽祥也深知，僅憑花園村自身那點地方遠遠不夠，需要開拓新基地。
1993年初，邵欽祥收購了緊鄰省道的原南馬磚瓦廠，又征用了毗鄰的26畝地，辦起了經貿公司、火腿食品廠等企業。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引進的外資越來越多，邵欽祥抓住機遇引進外資在村里辦起了兩家中外合資企業，一方面解決了發展所需的資本問題，引進了先進設備提高了生產率；另一方面可以向外商學習管理經驗，提升村內企業管理水平。
1993年7月，一家集科、工、農、貿于一體的花園工貿集團公司正式成立。
成立集團后，有了穩定的市場，但邵欽祥發現，集團公司每年的營業額總維持在2億至3億元間，徘徊不前，始終沒有突破性的發展。他到處考察學習，和專家廣泛交流，發現了瓶頸所在，那就是企業沒有自主知識產權，缺乏核心競爭力。
于是，他力排眾議，決定上馬高科技項目，并找到了時任中科院院長的路甬祥。后者委派專家展示了10多項高科技項目，邵欽祥選擇了當時還處于實驗階段的維生素D3項目。彼時，這一項目只有少數發達國家能夠生產，且生產技術被國際三大公司壟斷。
專家提醒，自“七五”計劃以來，維生素D3項目一直被列為國家科技攻關與開發生產的重點項目，但未有重大突破，后續還需大量資金投入。也就是說，投入這個項目前景可以，但亦存在很大風險。
邵欽祥毅然選擇了它，與中科院感光所（現為理化所）簽訂了合作協議。首期投入科研經費480萬元，不到3個月增加到880萬元，最后實際上總共投入了7000多萬元。
巨大且看似無底洞的投入，讓花園集團一度舉步維艱，資金周轉非常緊張。有人說他瞎搞，不知深淺，明明是個農民，非得去蹚高科技的水。
但花園人沒想到的是，這位身邊土生土長的農民，這一次又做成了。一鼓作氣，在高科技產業引領下，花園集團多年來還加快培育和發展新材料、新能源、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
舊村改造
發力高科技，花園集團擁有了自己的核心競爭力，企業發展步入了快車道。自然，反哺花園村的能力越來越強。
“我們是富了，但村里還沒富。”邵欽祥說這話時是在上世紀90年代。
一批村民袋子里有了錢，也不再滿足原有的住房條件。邵欽祥注意到了這一點，適時啟動了舊村改造。
第一次舊村改造始于1988年，歷時10年。彼時的花園村，和大多數農村一樣，住房參差不齊，要求也不一樣。有人急于想從破舊的泥房搬出，也有人認為老房子不能拆。
舊村改造，統一思想是前提。為此，邵欽祥和村干部們沒少費功夫，挨家挨戶做工作、講政策，描繪美好前景等。
花園村缺水，在邵欽祥描述中，舊村改造后，擰開龍頭就能用水……慢慢地，村民統一了思想。
舊村改造過程中，邵欽祥創辦的磚瓦廠發揮了大作用。村民不僅購買紅磚方便，且價格只有市場的一半，解了大難題。
也有個別村民家里經濟困難，建不起新房，邵欽祥慷慨解囊給予幫助。
在改造過程中，花園村特別注重規劃。1995年12月8日，花園村從省內外邀請來40多位專家、學者，幫助研討、論證他們村的“九五”計劃和2010年規劃綱要。
舊村改造后，花園村面貌煥然一新，迎接新世紀的到來。此時，花園村也開始走進媒體和學者的視線，榮譽隨之而來。
1998年2月，浙江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示范村名單發布，花園村榜上有名，一同發布的還有航民村等16個村。地處錢塘江南岸的航民村，是浙江有名的富裕村，2003年底航民村村民戶均凈資產超過了200萬元。
這17個村有諸多共同點，比如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管理民主。
并弱村共發展
2004年底，著眼于發揮花園村的先富帶頭作用，東陽市調整行政村區劃，將花園村與周邊的馬府、南山等9個村合并，組建新花園村。
消息傳開，10個村都炸開了鍋。當時老花園人想不通，并村后人口增加近10倍，村民年人均收入要降2萬元；周邊村人均年收入只有幾千元，有的宗族勢力嚴重、干部不團結、矛盾糾紛多發，花園村會不會因此背上包袱？其他9個村的人也滿腹狐疑，擔心福利待遇不能統一，成為花園村的“二等村民”。
為并村的事，一年時間，各種會議開了260多次。在最后一次老花園村民代表會上，邵欽祥動情地說：“我們的生活好過了，忍心看著其他村過窮日子嗎？如果不能帶動周邊村民共同富裕，花園這個新農村的榜樣，意義還有多大？”
會場頓時鴉雀無聲。
并村，先要并心。面對村民的種種擔心和猜疑，花園村不搞特殊化，實行“一分五統”， 一分即村企分工，產權清晰，開始做大集體經濟。“五統”即財務統一管理、干部統一使用、勞動力在同等條件下統一安排、福利統一發放、村莊建設統一規劃實施，迅速凝聚了人心。
在并村后的首次動員大會上，新一屆村干部班子向村民承諾：先富帶后富，強村幫弱村，新花園村要一年小變樣、三年大變樣、五年大發展。
變化從舊村改造開始。花園村調整新農村建設方案，將全村劃為村民平安居住區、高效生態農業區、第三產業服務區、高科技工業園區；原10個村改為10個小區，整體搬遷4個村、整體拆建4個村、舊村改造2個村。
幾年時間，一個全新的花園村就呈現在世人面前。時間漸漸模糊了新老花園人原來的身份，大家的人均年收入不僅沒有降低，反而穩步提升，福利也越來越多。2016年，花園村全村實現營業收入461.23億元，村民人均年收入達16萬元。
2017年3月，花園村迎來第二次“1+9”并村，周邊又有9個村并入花園。花園村域面積從5平方公里擴到12平方公里，村民從5000多人增到13879人，加上5萬多外來常住人口，全村人口超過6.5萬。
有了第一次并村的成功經驗，在這次并村過程中，邵欽祥堅持以科學規劃為引領，將城鄉統籌貫穿始終，重構村莊人居環境及產業布局，迅速推進“六融合”，即思想融合、班子融合、管理融合、資產融合、制度融合和目標融合，通過融合實現并村并心。
并村后，新的花園村持續以“強黨建、抓工業、興產業、惠民生、善治理”為重點，堅持做到五個“不動搖”，繼續實現從“兩創”到“兩富”再到“兩美”的華麗轉型，成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樣板。
2020年，花園村實現營業收入610億元，其中花園集團完成320億元，村個私工商戶290億元。擁有個私工商戶達2949家，村民人均年收入達14.2萬元。花園村的產業已遍布多個領域，生物與醫藥、新能源與新材料、軍民融合與新動能、紅木家具與木制品、新建材與建筑、文化旅游與教育衛生等，還有全球最大維生素D3生產基地，全球最大紅木家具專業市場和紅木家具全產業鏈。
村民幸福指數高
花園紅木家具城有一間名為鴻豐的商鋪，邵清君和邵清華兄弟是這家商鋪的主人，他們還有一個身份，那就是花園村村民。
1972年出生的邵清君，童年是在貧窮中度過。他清楚地記得，當時住的房子都是木房加泥瓦房，房子低矮、潮濕。村里都是小山坡，種田完全靠天吃飯，收成極差。生活在小山坡上，卻沒有柴可用，還得去外面砍柴，這也是村民生活中的大事。家里養豬，可是連割豬草都得去其他村。
初中畢業后，為了謀生計，邵清君曾跟人學了半年手藝，然后去了深圳。
5年之后的1992年，邵清君回家過年時發現，村內企業多了。于是，他索性就在村里發展，發現賺的錢比在外面還多。2010年，村里有了紅木家具城，他第一時間租下了攤位。
弟弟邵清華出生于1978年，改革開放的同齡人，伴隨著花園村的發展而成長。邵清華的印象中，自己小時候出門趕集、上學，都要經過一段坑坑洼洼的上坡機耕路，現在，村里到處都是寬敞的大馬路，就連房前屋后也可以通車。
邵清華的家離花園商業中心不遠，步行只要10多分鐘。邵清華一家四口和父母住在一起，除了自住的樓層，其他樓層都用來出租，一樓開了家店鋪，其他房間則租給了紅木家具行業從業人員。
“我父母每月都能領取一筆退休金，日常開銷無需我們子女承擔。父親還在家附近開墾了一塊菜地，全家人平時吃的綠色蔬菜都不用上菜市場買。”邵清華說，依靠房屋出租，他每年至少能收租金10多萬元，因而生活十分安逸和舒適。
邵清華的女兒在花園幼兒園上學，幼兒園離家只有幾分鐘路程，平時都由他母親步行接送。他的兒子也在村內離家幾步之遙的浙江師范大學附屬東陽花園外國語學校讀高中。“不僅離家近，教育資源還好，村里也給我們免掉很大一部分學費。”邵清華說，他們村民可以享受31項福利政策。
在花園村，像這樣的家庭很多。得益于村莊的發展和建設，他們從農民搖身一變成為工人、商人、創業者、企業家，在家門口經營著自己的幸福生活。
